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困境使他们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对抗的世界里，聪明善良的经济学家们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武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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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比博弈策略更重要的是博弈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人们说出真话？我们该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这个博弈的结果就是社会的目标？可是既然企业能够组织分工，而市场同样可以，为什么我们还要企业？如果说雇主承担风险，那只能说明需要一个风险市场。如果说雇主组织员工劳动，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员工的劳动。似乎我们一时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困境使他们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然而直到80年代，博弈论才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其中更主要的努力源自另一位更具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约翰·纳什。
亚当·斯密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感受说：“这些企业的董事们是他人财产而不是自己财产的管理者，不能期望他们像合伙制企业那样小心谨慎。如同富人家的管家一样，他们倾向于关于一些小的事物，这并非出于对主人声誉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们在这类事情上有更大的处置权。”
这一措施的实施几乎改变了整个计划，因为这将保证那些不受欢迎教师的境况不会恶化，最终，尽管这样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但实际上，“好”学校很快就达到了它的最大负荷，而那些给学校投反对票的学生也不得不仍然回到教室里上课，并且很快这样的措施引发了一连串的次级效应：好学校开始筛选他们想要的学生，教师们也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获得“选票”上，试验的结果远远偏离了人们最初的意愿。
毫无疑问，“威克瑞拍卖”的提出者威廉·维克瑞教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全世界的拍卖行更应该记住他，因为他为拍卖理论做出的贡献无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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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价的效果与最低限价政策相似，微妙的区别在于最低限价使得消费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生产者，而最高限价使得生产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消费者。另外，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因此最高限价政策没有给生产者造成产品积压的成本损失，这是与最低限价政策效果的又一不同之处。
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而企业的出现只有一个原因：能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跑单帮”的商人们用自己完成了企业的全部要素。科斯由此提出著名的论断“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当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就会在企业内部生产，而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房产经纪人掌握所有的信息，房屋的市场存量、最近的销售趋势、最新政策动态，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有一份潜在买家和卖家的名单，甚至哪位顾客会用什么样的价位他们都一清二楚。因此在二手房交易中，房产经纪人的角色就极为关键了，那么他真的会把你看作他的盟友吗？
好的制度还要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所著的《犯人船》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1790-1792年间，英国政府将流放澳洲的犯人交给往来于澳洲之间的商船来完成，经常会发生因商船主或水手虐待犯人，致使大批流放人员因此死在途中。后来大英帝国对运送犯人的制度稍加改变，流放人员仍然由于澳洲商船来运送，只是运送犯人的费用要等到犯人送到澳洲后才由政府支付给商船，仅就这样一点小小的改变，几乎杜绝了犯人死于途中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能从贸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
似乎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情形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市，有人向机场提出了起诉，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记录这样一个例子：克西先生在亚特兰大市买了地并盖了一幢房子，几年以后，该市在靠近克西的地产处建造了机场，克西抱怨说，“在机场建造前，他的房地产是宁静之地，适合住家，但建机场后，灰尘、噪声、飞机的低空飞行使得他的土地不宜居住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同样，获取信息也是有成本的。在这个看似“充分”的市场里，到处存在着不充分的信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天才经济学家们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起初他们研究的重点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搜寻、获取那些使交易顺利完成的信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许多惊人的结论。1961年，乔治·施蒂格勒发表了著名论文《信息经济学》，第一次提出了信息经济学的概念。
还有很多有趣的市场也有价格管制的影子。比如，我们都知道高利贷行为是违法的，本质上说，这源于政府对银行利率的控制，因为如果将资本借贷作为一个自由市场，利率是资本的市场价格，规定利率实质上限定了资本的价格，一旦资本的供给关系发生变化，而银行规定的利率没有及时更改，那么人们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或许就是存在高利贷的最好理由，那些急于获得贷款的人只得求助于高利贷市场。与黄牛党存在的情况类似，供给不足和价格管制是高利贷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通常社会中都有几代人，假定人们在生命中的前两代工作，最后一代退休，那么养老金制度的实质就是代际分配体制，很显然所有的老年投票者都希望收益最大化，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保证，比较穷的中年选民中也希望有较好的保险，但是年轻的选民则希望分配的越少越好。因此谁能成为决定结果的关键选民则至关重要。通常老选民和中年选民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尚未出生的一代无法为他们自己投票，所以，我们看到的养老金制度都是较为仁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