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不用思考，常识告诉我们，大桶接水的时间较长，小桶接水的时间较短，因此排队打水的最优方案是：人们按照水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队。这样安排，花在排队上面的总的时间将最短。
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在于怀特尼的机器非常有效但却非常简单。棉花种植者很容易进行仿制，而同时又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变，因此当怀特尼起诉时，法庭都认为他的专利并没有受到侵犯，最终，卡罗莱纳州、田纳西州、乔治亚州同意支付一笔费用来购买怀特尼的专利权。但这笔钱只够弥补怀特尼合伙人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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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比博弈策略更重要的是博弈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人们说出真话？我们该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这个博弈的结果就是社会的目标？“所建的铁路终点站的调车场是经法定机构授权的，如果建造和使用方法得当，就不能判定它构成妨害。因此，从火车头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给调车场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而且，适当的使用和经营该车场也不是妨害，只不过是所授特许权的必然伴随物。”
政策制定者通常认为，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太高，影响市场的稳定，那么就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满，严重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政府为了保证大家的生活水平不受损失，为了维护市场和社会的稳定，而对这些商品实行最高限价。事实上，我们经常也依靠这些信号进行选择，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身处异地的游客，如果想在附近找一家最好的餐馆，尽管并不知道选哪一家更好，但选择熟悉的品牌通常是比较稳妥的方案，因为餐馆老板不会希望那里变成一家“柠檬餐厅”，当然顾客通常在这样的“桃子餐厅”也会花费不菲。
这时，传来了英军大获全胜的捷报，英国的国债价格也开始直线上涨。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内，获利几百万英镑。据说当时，10万英镑就可以修筑一条铁路了。
特长的学生直接读大学，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消除应试的片面性。可是，2000年发生在湖南隆回一中的作弊事件震惊了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高考保送制度的看法。隆回一中评选的14名保送生中竟有13名是假的，其中一名被学校推荐的学生离专科最低分数控制线还差100多分。
租过房子得人都有这样体会，为什么屋里的家具总是那么不结实呢？阿克罗夫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租赁市场上，租金的高低取决于面积、位置、室内环境等等，然而家具是否耐用通常短时间内很难察觉，即便房东提供昂贵耐用的家具也无助于提高租金，自然就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钱。同时，租客通常不会真正爱护家具，这更加打消了房东购买耐用家具的热心，最终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就是配有劣质家具的出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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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赫维茨为我们了解机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不过，时间却和这位老人开了个玩笑，20多年以来，赫维茨一直被提名为经济学诺贝尔奖候选人却始终没有获得。2007年，这位90岁高龄的经济学家终于获得了这份迟到20年的荣誉。评委会在获奖声明中特别指出，赫维茨的理论帮助人们“区别在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何种情况下无效”，并且让经济学家们对有效率的交易机制有了更新的认识。
G·斯蒂格勒将科斯的思想，总结归纳为科斯定理：只要明确地规定法定所有权，并且可以自由交换，若果所有权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所有权在开始如何分配，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均衡状态符合最有效率状态。并且，关于英国的河岸原则，1882年科罗拉多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书中有过这样的解释：“那里气候很干燥，土壤贫瘠，几乎是不毛之地，因此，人工灌溉对农业是绝对必要的。否认优先占有原则，所有这种财产的大部分价值就被破坏了……我们的结论是，普通法理论上应该让河岸所有人对他土地上自然水道中流淌的水流享有权利——即使他并不对其进行有益的使用也享有，这在科罗拉多州是行不通的。”法官的判决书很清楚，科罗拉多的农业要靠地表径流的灌溉，但在水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保证所有人的灌溉权。
诺斯比较了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制度，进而指出，英格兰有比较稳定的财产权，而西班牙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收财产；英格兰有《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西班的议会很少发挥作用。制度的差异使得英格兰迅速发展成为领导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原本发达的资本市场却遭受到相对的停滞。诺思的研究告诉人们，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好像率先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一样，可以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首先，最低工资制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保险、带薪假期、职业培训等等，这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尽管最低工资的确增加了许多工人的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变得富裕了，雇主通常会通过消减健康保险、免费午餐、培训机会等方式来减少工人的福利。
尽管反对声此起彼伏，但人们仍然在美国加尼福利亚州的一个地区进行了实验，不过，在该地区试验的结果却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因为当地首先制定了这样一项措施，任何一位因该试验而离开学校的教师，将会被优先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这就保证了没有教师因为“落选”会被赶到大街上去。这些在马歇尔、瓦尔拉斯时代，人们所拥有的数学知识是无法解开这个难题的。尽管这个总收益－总成本的问题本身并没有变化，但这个超边际决策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却令无数人望而却步，马歇尔通过有效的假设简化了问题，从而建立了一般均衡的思想。
不过，关于机会公平的论述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约翰·博德利·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指出：机会平等其实只是一种错觉，除非它能够提供结果公平。普通人的孩子都能够上大学，并不是“机会”更公平了，而是他们父母的生产力提高了，能够支付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大的智力投资资金，事实上，这时候的财富分布的差距，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辩论进行到一半，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弗里德曼倒戈转而攻击除科斯以外的所有辩论者。当科斯发现自己未在弗里德曼的攻击之列时，他知道自己胜利了。辩论结束了，当辩论者离开迪雷克特家时，互相嘀嘀咕咕，都像受了震动，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学术史上精彩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