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产业经济学接受了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并且认为企业管理实质上是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和董事们把企业交给管理者经营，董事会是委托人，总经理就是代理人，因此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在一些简单的情形下，人们接受了斯宾塞的建议，管理着可以向员工提供下面两种工资方案，以此发出甄别“优秀”员工的信号：
起初糖果制造商并没有损害到医生的利益，而随着医生采用新的设备，制造商却不得不承受停产的后果，糖果制造商因为邻居的新设备而不得不关门，这似乎是个可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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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端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会有机会抢先吃到落下来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到另一半残羹。当然，百米比赛的解决方案是相对简单的，只要调整起跑器的位置就可以了。然而在真正的经济市场中，当数十亿不同商品、动机、人才准备起跑时，谁来搬动起跑器呢，呵呵，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领跑理论只是一种大胆的主张。
不过，关于机会公平的论述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约翰·博德利·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指出：机会平等其实只是一种错觉，除非它能够提供结果公平。普通人的孩子都能够上大学，并不是“机会”更公平了，而是他们父母的生产力提高了，能够支付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大的智力投资资金，事实上，这时候的财富分布的差距，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康芒斯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集团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只要把有关的双方组织起来，通过集体的谈判，冲突就会得到协调，理想的社会秩序就会建立起来。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为从鸡、汽油到利率的大量商品确定了最高限价，在每种情况下，都导致了商品的短缺。人们想要购买产品的数量超过了生产者能够提供的数量，但因为限价，生产者没有了生产这种商品的积极性，虽然购买者得到了利益，但生产者却为此受到了伤害。
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镜头，两个年轻的骑士，为了心爱的姑娘展开一场男人的决斗，他们各持一把长剑，笔直地冲向对方，第一个眨眼或者转向的人不仅会失去比赛，而且有生命的危险，而如果两个人都没有转向，那么他们最终会撞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们沿直线前行，对手将因为惧怕而放弃，但同时如果双方都坚持，那么后果将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面对今天的姚明，按照阿罗的方法，应该在他二十五岁时一次性收取数千万的重税，这样他仍有动力去不断的打比赛、拍广告赚钱，因为他无法通过减少比赛来避税，他赚的钱足以支付税款，并且能够让他住海滨别墅，在这种情形下，才能和其他人一样实现“结果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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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离子》是明朝刘伯温所写得一部寓言散文集，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大意是：瓠里子从吴国返回粤地去，吴相国要派人送他，说：“派的人会自己选择官府的船而过河。”送的人还未到，此时停泊在水中的船有上千只，瓠里子想自己选择一只官船，但不能识别。送的人来了，瓠里子问他说：“有这么多船，怎么选择呢？”那人回答说：“这太容易了，只要看到那破篷断橹而又挂着旧帆的就是官船。”瓠里子按他说的果然找到了官船。
在这样的博弈中，勇猛的一方获胜的概率会高一些。当然，真正赢得博弈的人未必是真正勇猛的人，只需将更加“勇猛”的信息传递到对方即可。那么究竟该怎么传达呢？谁都知道1964年美苏之间的那场核战争的威胁，尽管双方相持了很久，最终仍旧是通过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来达成均衡。在博弈论专家看来，“威慑战略”就是一种最好的处理方法。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地球上最为神秘的古老家族，控制过这个星球近两个世纪经济命脉，然而这个家族就曾经做过不太光彩的大猪。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和英普联军在比利时的滑铁卢进行决战，这场战役的结果，在当时还无人能做出准确的预测。谁如果事先知道了这个结果，谁就能用情报赚上一大笔钱。
最早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法则，这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高理想。我们所熟知帕累托更多地是从帕累托法则开始的，他最早观察到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而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法则。彼得有一个生产玩具的车间，假定每个工人独立手工制作凯蒂猫玩具，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有两种选择：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20世纪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CecilPigou），30岁时年轻的庇古接任他的老师马歇尔出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不仅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成为一代大师，而且开创了研究市场失灵问题的先河。科斯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但又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这一分析，他的研究证明，习惯法的经济学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科斯的产权理论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句精辟的谚语来形容：把沙漠租给我100年，我能把这里变成花园。
诺斯比较了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制度，进而指出，英格兰有比较稳定的财产权，而西班牙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收财产；英格兰有《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西班的议会很少发挥作用。制度的差异使得英格兰迅速发展成为领导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原本发达的资本市场却遭受到相对的停滞。诺思的研究告诉人们，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好像率先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一样，可以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93年他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2001年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感言中，斯蒂格利茨就深刻的体会了经济学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他说：“在非洲生活的日子里，使我深刻地意识到，现有的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因此越发意识到必须建立与现实一致的假设和结论来构筑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