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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政府    发布时间: 19-12-16   【字号:      】

不过有趣的是,当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罗夫完成了这篇论文后向多家经济学期刊投稿,结果都被当作“柠檬”退了回来,这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这样的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后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不过文章发表以后立刻引起巨大反响,看来“桃子”终究是“桃子”。

负所得税源于这样一种思想:应该鼓励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而不仅仅是依赖政府的补助。传统帮助穷人的方法是,设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对那些低于平均线的穷人统一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以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然而负所得税的做法改变了统一分配的原则,同样制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然后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差别,分别制定税收门限,当一个家庭收入超过平均水平就应该收取正所得税;而当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时,就应该收取负所得税,即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但是这样的补助应该和家庭收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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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公平则是由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所决定的,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每个人都应享有基本的权利,即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结果公平更加注重人的差异性,它是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对于弱者给予补偿,个人所得税、奢侈品税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财富转移支配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结果。失业保险制度也可以用类似的思想进行分析,这里实际上反映的是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冲突。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工作状态信心不足,因而希望利用失业保险来对自己的利益进行再分配。通过将税收制度与再分配联系起来,使我们能够迅速到达问题的核心。显然这又是一次公平和效率的角逐。再分配体制扭曲了资本的激励作用,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可是为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人们只能接受这种未来可能有利于自己的投票结果。

如果处于这样一个行业,一旦消费者买了你的产品,就被你锁定,如果他要转移到其他产品,成本非常高,那么这种产品就具有网络外部性,比如微软的产品,因此WPS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微软,还有每个消费者的习惯。所以,在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复制繁荣的产业,对于所进入的企业而言是幸运的;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衰败的产业,对于此产业中的企业来讲是一种痛苦。人们确立或设置产权,或者把原来不明晰的产权明晰化,就可以使不同资产的不同产权之间边界确定,使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确定权利。这样就会使人们的交往环境得以确定,大家都更能够明白自己和别人的选择空间。其实,设置产权与把原来不明晰产权明晰化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情况,都是由“没有产权”到“有产权”。

最早的养老金制度可以追溯到1795年,英国曾经实行过一种“斯宾汉姆兰制度”,当时的人们就确立了根据收入情况进行差别化分配的制度,而这一传统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事实上,养老金制度反映的是这样一项政策冲突,即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冲突,究竟是保护老年人的利益还是年轻人的利益,这决定了人们对养老体系政策的慷慨程度,当然这个偏好程度与社会的收入水平和年龄结构有关。

经济学家奥尼德·赫维茨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两个原则:激励相容原理和显示性原理。好的制度也应该满足这两个原则,下面我们就用故事解释一下。

以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康芒斯对“财产”、“交易”这些概念的深入分析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甚至对法经济学的奠基者——罗纳德·哈里·科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法律、习俗也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自此之后,有无数的经济学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其中包括科斯、诺斯、布坎南、奥尔森、阿尔钦、德姆塞茨、巴泽尔、威廉姆森、张五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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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中“赢者通吃”的局面也是一样,表现最好的员工能够获得奖金或者晋升的机会,但上司对真正努力的员工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无法在完全了解全部员工之后做出答案,因此绩效奖金只是薪水的一部分。而且面对提升,那些知道无法“获胜”的普通的员工就会早早退出“比赛”,因此这样的制度往往只对两三个人有效。

在许多行业中,大企业相当于大猪,中小企业相当于小猪。按电钮相当于进行技术创新,所得到的好处就是流出的猪食。大企业生产能力强,资金雄厚,市场营销能力强,因此更加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推出一种新产品以后可以大量生产,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而小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等待大企业技术创新之后,跟在大企业之后,抢占市场份额,从这种创新中获得一点利益。经济学家们称这样的情况为“合成谬误”,萨缪尔森在他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也就是说,个人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

航空公司总是希望上座率越多越好,然而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小部分旅客常常定了机票却会临时取消航程,于是航空公司尝试超额售票制度,希望能够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他们的做法是,在一个合理估计的基础上,让售票量大于航班实际座位数。但这样的改进措施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办理登记手续的乘客多于座位数,那么就必须确定究竟取消谁的座位。这样的做法在提高效率的时候却忽略了公平,因为它与我们熟悉的“先到先得”的原则相冲突了。况且在理性人的前提下,尽管总体效率会改善,但是有人会受到损,因此这样的帕累托改善是无法实现的。

在津巴布韦,7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实行这样的产权分配政策,尽管允许捕猎,可实际上,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一直在上升,1979年,这里的大象最少的时候仅剩下2万头,5年间减少了70%,然而随着实行新的政策,到1989年,津巴布韦的大象已经有6.8万头,尽管同一时期非洲所有的大象总数都由于偷猎而下降了一半,可唯独津巴布韦的大象在增加,而且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民,已经用大象赚来的钱修建了学校和医疗站了。但是人们对产权的保护也常常受我们感觉的影响,由于历史、文化和习惯的问题,很多产权常常被我们忽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辛苦耕作的农场主,在你劳作了一整年,你的邻居将他的收割机开过来,高兴得挥挥手,然后就收走了全部庄稼,你肯定会暴跳如雷和他拼命。可是如果你是一位音乐家或是艺术家,你的作品随意的被人下载或任意传播,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呢?

教育券方案的提出立刻得到家长的鼓励,但是遇到了来自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的抗议风暴。教师们将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联合起哄的方式,而行政管理者也惧怕他们会失去对预算和任免的控制,更多的人则担心它会毁灭教育的平等主义原则,因为富裕的父母能够将他们的孩子送进更昂贵的学校,而贫穷的父母并没有能力承担高额的学费,由此会带来教育资源的两极分化。为了鼓励那些有特长的学生,善良的人们提出并建立了保送生制度,保举那些成绩优秀或有




(责任编辑:俞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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