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凡勃伦、康芒斯开始,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就对法律和经济这样深刻的问题开始了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接纳,真正的改变是从科斯开始的,人们用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这些思想武器,明白了制度和经济的关系。人们通过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活动等。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人们不断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当然,人们对制度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现在的经济学家还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他们正在努力着。
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轻不平等程度。政府的愿望很美好,只不过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政府需要买粥的桶、要雇用挑桶的人,增加很多开支,更不幸的是,政府用的那个桶破了个洞,成为一个漏桶。这样,等粥到了穷人那里,一路上漏掉了不少。为了公平而增加了开支,甚至丧失了公平,这就是效率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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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资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逐步认识到自然资源产权的重要性。通过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保障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建立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新秩序。这场辩论在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艾伦·迪雷克特的家里进行,参加辩论的人称那一次辩论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辩论”,所有芝加哥的明星经济学家差不多都参加了: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波格,约翰·麦吉,格雷格·刘易斯,劳艾德·明茨,乔治·斯蒂格勒,鲁本·凯塞尔,当然还有科斯和迪雷克特自己。
有时候“纳什均衡”的受益者可能是其他人。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在几乎每次战役中,战争进程都是相似的,每个企业不惜一切代价采用降价的策略,而最终的价格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各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经济学家们分析说,像游艇这类奢侈品,属于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产品很多,因此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商品,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价格提高时,富人们会选择其他消费方式,而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却不得不承担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甚至不得不降价、甚至停止生产,最终税收负担都会落在企业的员工身上。
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任何经营活动都是根据预期所允许的利润而制定的,由于许可证和禁止准入,经营者必须要追加更多的成本,最可能的后果是提高了该产业中的价格,而消费者仍然是“安全涨价”的最终承担者。
经济学家们称这样的情况为“合成谬误”,萨缪尔森在他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也就是说,个人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
机制设计理论可以看作是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综合运用,它的巧妙之处在于能够让博弈者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其意义还在于它不仅能将个人的收益最大化,而且考虑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最大化,在赫维茨、维克瑞这些大师的努力下,机制设计从理论上将博弈论引入到新制度经济学中,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这似乎是人们更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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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机场、公路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企业,通常其权利都是由政府颁发的,机场的建造是法律准许的。飞机起降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
但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该原则却一变而成为“先占原则”,取水讲究先来后到。两种原则的区别在于,河岸原则允许人们想取多少水就取多少水,先占原则却只允许合理的使用。上,这个方案的确有助于帕累托改进,那些对于时间要求不高的乘客得到了补偿,而航空公司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能够实现飞机满员飞行。尽管费尽周折,但社会效率总算得到了改善。
美国加州有个地方叫多伦斯,这里到处都是平房和棕榈树,为了减少污染,这里甚至连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每天却能够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当地人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在山东省的滨州市堡集镇,人们对辖区77个自然村的小型水利设施及其灌溉权分别进行“捆绑式”竞标拍卖,各村通过召开竞标拍卖会的形式,确立了各村的专业灌溉队伍和浇地价格。竟标结果是,村民李仙民以每亩收费23元的价格中标。并且,为了确保灌溉质量和小型水利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及时到位,村委会与灌溉专业队签订责任书并收取一定数额的押金,从而使小型水利设施的“责、权、利”明确到89个专业灌溉队,村民们还享有对灌溉结果的监督权,并且还保留了对灌溉所有权变更权利。尽管这样的拍卖或许未必能最终解决问题,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比博弈策略更重要的是博弈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人们说出真话?我们该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这个博弈的结果就是社会的目标?打个比方,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如果全社会投票反对你就不能刷,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森把这个定理弱化了,比如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这就是你的最小自由,因而你拥有这个权力。而森告诉我们:这样的条件下,虽然社会能够理性,但是这样的理性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小自由,那么整个社会就如同被掏了一个个“小窟窿”,剩余的选择才是社会选择,显然这样的理性无从谈起。
我们总有这样的想法,为了使社会更加公平,应该向那些有钱的人收税,然后补贴那些穷人。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对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征收奢侈品税,他们认为这些商品是只有少数富人群体才能消费的高档奢侈品,对其征税实际上就是对富人征税,体现了境况好的人应该多纳税的原则,能够起到公平的效果。然而这样的“传统智慧”又一次被经济学家否定,而且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的奢侈品税,往往会让穷人更穷,而对富人则毫发未损。真的是这样吗?通常社会中都有几代人,假定人们在生命中的前两代工作,最后一代退休,那么养老金制度的实质就是代际分配体制,很显然所有的老年投票者都希望收益最大化,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保证,比较穷的中年选民中也希望有较好的保险,但是年轻的选民则希望分配的越少越好。因此谁能成为决定结果的关键选民则至关重要。通常老选民和中年选民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尚未出生的一代无法为他们自己投票,所以,我们看到的养老金制度都是较为仁慈的。